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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50年:發展與隱憂

時間:2020-10-15 瀏覽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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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態勢

1.規模發展與結構變化

從高校數量看,應用科學大學1969年從零起步,至兩德合并時的1990/1991學年度已經有122所(含行政管理高專),占當年高校數量的40.4%。再到半個世紀后的2018/2019學年度已經有246所,占當年高校數量的57.7%。而大學及專業學院(含師范學院、神學院、藝術學院)的總數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沒有變化??梢哉f,應用科學大學的崛起是德國高等教育結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最大變化。

從注冊在校生總數看(圖1),在過去近50年中,德國高校的注冊在校生從1970年的42.2萬人增至2018年的286.8萬人,增長了近6倍。其中,大學及專業學院在校生從1975年的69.1萬增至181.7萬,增長了1.6倍,增加了112.6萬人;應用科學大學在校生從1975年的14.5萬增至2018年的105.1萬,增長超過6倍,增加了90.6萬人。應用科學大學的在校生規模增幅稍遜于大學,但其增長速度更快。從注冊在校生比例的變化趨勢看(圖2),過去近50年中,大學及專業學院在校生所占比例已經從100%逐年降至63.3%;而應用科學大學在校生所占比例從零逐年增至36.7%。兩者呈現此消彼長的態勢。

 

需要指出的是,應用科學大學的規模擴張并非依靠政府指令或指導而發生的。由于教育聯邦制的存在,各州負責自身的高等教育事業,聯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并無任何有關兩類高校招生比例的硬性規劃??梢哉f,應用科學大學的擴張很大程度上是德國學生“用腳投票”的結果。2016年的注冊在校生統計顯示,應用科學大學的在校生70%有大學入學資格(Hochschulreife或Fachgebundene Hochschulreife),參加過Abitur考試。也就是說,這些本可以上大學的學生最終選擇了應用科學大學。

2.身份確立與地位穩固

一系列重要的事件標識著應用科學大學身份的明確和地位的鞏固。1973年,高等專業學校的教師有了教授的正式稱號。1976年,在高等專業學校校長聯席會(FRK,后與大學校長聯席會HRK合并)的推動下,《高等教育框架法》不再將大學和高等專業學校作區分,即確定兩類高?!巴葍r值,但不同類型”。1985年,《高等教育框架法》規定,支持所有的高校開展國際合作以及申請第三方資金開展研究,包括高等專業學校應用導向的研究與發展。1987年,高等專業學校被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接受為會員單位。1990年兩德合并,原東德的部分工程與技術學院轉設為高等專業學校,這些學院失去了原本擁有的博士學位授予權。1992年,聯邦教育與研究部(BMBF)發起了首個專門針對應用科學大學的研究資助項目。1997年,德國學術基金委員會(BAf?G)開始向應用科學大學學生頒發獎學金。只有不足1%的德國在校生能獲得此獎學金,因此該基金會又被稱為德國的“秘密精英大學”。1998年,考慮到國際交流的需要,HRK的一項決定使得高等專業學校獲得其官方英文名稱“應用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有了大學的稱謂(盡管在德語中仍然稱其為應用科學高校)。自此,高等專業學校和應用科學大學成為同義詞并具備了國際影響力。

1999年,德國開始了博洛尼亞進程,將原先單一碩士層次的文憑分解成學士和碩士兩級學位。此時,應用科學大學和大學一樣,均可授學士和碩士學位。2005年,巴登-符騰堡州不再限制高等專業學校名稱前必須有“專業”(Fach)字樣,而是直接稱其為高等學校(Hochschule)。2012年,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 Gesellschaft)在應用科學大學設立了第一個研究中心,而在此之前這些研究中心都設立在大學。2016年,黑森州的福爾達高等專業學校(Fulda FH)成為全德首個具備獨立博士授予權的應用科學大學。2018年,應用科學大學的總注冊學生數突破了100萬。

2019年,應用科學大學開始慶祝其50年的歷史。德國總統發來賀信,盛贊“應用科學大學作為科學與應用導向的教育與研究機構一直以來就是不可或缺的?!笨偨y還在賀信中指出了應用科學大學多方面的社會貢獻。聯邦教育部長則在采訪中稱贊“應用科學大學在科學、社會和經濟之間建立了不可缺少的橋梁”。在慶?;顒又袘每茖W大學發表了《呂貝克宣言》。宣言指出“應用科學大學已經成為區域的創新引擎,對于中小企業、社會、教育以及健康領域極端重要。它通過貼近實踐促進了新知識和技術的轉移,為解決重大社會挑戰作了重要的貢獻”。

3.國際影響與社會貢獻

在發展過程中,應用科學大學也與德國著名的雙元制職業培訓一樣,逐漸受到了國際關注。從吸引國外學生看,在應用科學大學的注冊在校生中,外國學生比例已經上升至2018/2019學年的12.3%,只比綜合性大學的對應比例低2.6個百分點。德國是非英語國家中最受歡迎的留學目的地國。外國學生的青睞顯示應用科學大學具有較強的國際吸引力。此外,應用科學大學的辦學模式正成為一種榜樣向國外傳播。且不說周邊的瑞士、奧地利等國直接沿用德國模式,成立了為數眾多的應用科學大學。埃及的德國國際應用科學大學、中國的合肥學院、上海中德應用科學大學、肯尼亞的東非-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等采用德國模式的應用型高校正在世界各地不斷涌現。

考慮其僅50年的發展歷史,應用科學大學在改善德國高等教育結構以及改善社會公平方面貢獻巨大。德國高等教育已經基本上形成了大學/專業學院與應用科學大學并存的二元結構。兩類學校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特色明顯。這與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在高等教育大眾化過程中,其他類型高校逐漸被同化為大學形成了鮮明對比。有了應用科學大學的崛起,德國高等教育體系才具備了結構上的“清晰性和可理解性”。正因為有這樣的清晰結構,很多國家高等教育發展中出現的“學術漂移”問題在德國并不突出。此外,應用科學大學的崛起在提高德國學生接受高等教育機會方面貢獻巨大。德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應用科學大學成立之初的10%左右上升至2017年的70%左右,其中應用科學大學的貢獻率在40%以上。除此之外,應用科學大學超過一半的學生來自于所謂的“非學術背景”家庭,即父母沒有高等教育學位的家庭。換言之,應用科學大學的學生一半以上是第一代大學生,這一比例遠遠高于大學。因此德國總統稱贊應用科學大學“為社會流動作出了重要貢獻”。達倫多夫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

二、在斗爭和競爭中壯大

應用科學大學的類型特色一定是和大學比較時才凸顯出來的。表1枚舉了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過程中,大學較為優越的發展情境始終是其追求的,但它并不追求與大學同樣的使命與目標。它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而是一直處于和大學爭奪平等地位的過程中。正如HRK副主席、普佛茨應用科學大學的首任校長胡特所言,應用科學大學開始發展時舉步維艱,最重要的挑戰在于“對FH拒絕的一種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應用科學大學在名義、資源、權利、身份認可等多個方面不斷爭取、爭奪和競爭,逐漸發展壯大,基本形成了與大學相匹敵的態勢。

 

1.名稱名義的爭奪

名與實的緊密結合是高度發展的科層社會的顯著特征。應用科學大學一直在學校名稱、教師法定名稱、學位名稱等方面爭奪地位。教授在德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位于中心位置。應用科學大學成立之后,其教師隨后獲得了教授的稱謂。如今大學教授與應用科學大學教授在數量上相差已經不多,但兩者的聘任資格卻相差很大(見表1-12行)。大學中一個教授對應著6.5個學術雇員,而應用科學大學中一個教授僅對應著0.7個學術雇員,前者的晉升難度是后者近10倍。顯然,從事基礎研究的大學教授對于應用科學大學的教師成為教授有不同看法。因此發生了大學教授向法院申訴不允許應用科學大學教師使用“教授”稱謂的案例。盡管這個判例中應用科學大學是贏家,但此后大學教授為了表示與之相區別,其頭銜中多了“大學”二字,即“Universit?tsprofessor”。這個稱呼在某些州即便是與大學同等地位的師范學院教授也不可以使用。即便已經是教授,應用科學大學教授的工資等級相對較低。2018年的統計顯示,在終身教授級別中(W2、W3工資級別),大學及專業學院的W3教授11584人,W2教授6177人;而應用科學大學的W3教授只有412人,W2教授則有13008人。最高級別的教授在應用科學大學仍屬鳳毛麟角。

在德國開始博洛尼亞進程之前,應用科學大學頒發的學位之后都有FH字樣,比如Diplom-Ingenieur(FH),即“碩士工程師(高專)”,而大學頒發的學位則無此標注。一些公共部門的較高級職位,在招聘時會對這類學位有明確的限制。在成立后的20多年中,應用科學大學的畢業生要想攻讀博士學位,必須到大學中重新獲得一個文憑才可行。不萊梅應用科學大學的首任校長蒙西回憶到,“我承認當時我們的文憑和大學的文憑沒有同等價值”。比較教育界的一些學者也認為,從水平上來說,Diplom(FH)低于綜合性大學頒發的文憑學位。德國加入博洛尼亞進程后,文憑被分解成學士和碩士二級。據知情者回憶,當時大學認為應用科學大學頒發的學士和碩士后也應該標上FH以和大學相區分。但應用科學大學又一次奪得了名份。新學制學位中并沒有兩者的區分。因此,HRK副主席胡特將應用科學大學稱為“博洛尼亞進程中的贏家”。

2.研究資源的競爭

應用科學大學總體來說是教學型的高校,這在各州對教授的教學義務所做規定中可以看出。但僅傳授已有知識和技能無疑會使教學失去生命力。沒有科學研究,教學一定會成為無源之水。應用研究還能將學校和地方社會經濟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因此,應用科學大學也開始強調其應用研究的職能。盡管在法律上應用科學大學與大學一樣可以從事科研,但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并無充足的資金來源、合適的申請渠道以及足夠的時間精力去爭取第三方資助。表2顯示,應用科學大學獲取的第三方資金總額不足大學的十分之一。2014年及之前,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在德國科學基金會(DFG,地位類似于美國NSF)的各個學科評議組都沒有投票權以及分配研究基金的決定權。加之應用科學大學教授的研究課題與DFG基礎研究的導向不相符,該基金會極少資助應用科學大學的研究。表2顯示,2017年應用科學大學從DFG獲取的資金只有大學的千分之三。因此,應用科學大學計劃推動德國轉化基金會(DTG)的成立。但大學反對成立這種專門資助應用研究的基金會。

即便如此,應用科學大學仍然爭取到了聯邦政府的專項研究資助。從1992年開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設立針對應用科學大學的“應用導向研究與發展”基金。從2004年開始設立后續基金“與經濟界聯合的應用研究”,將企業置于中心位置。經費總額度從1990年代年均250萬馬克增長到2005年之前的年均1000萬歐元。到2016年,經費已經增長到4800萬歐元。目前,聯邦政府的資金在應用科學大學第三方資金中占比為一半。此外,比較有優勢的是應用科學大學從企業獲取的資金比例要高于大學。由于其實用性和地域性,許多應用科學大學是地方中小企業的重要合作伙伴機構,因為這些企業大多沒有自己的研發部門。這一優勢存在的重要原因是教授們之前都有企業工作的經歷,具有行業人脈;另一個原因是應用科學大學注重在學校層次與地方企業合作。然而,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有較重的教學任務,也不像大學教授一樣有很多博士和博士后作為科研助手,這些條件實際上阻礙了他們去從事應用研究。實際上,應用科學大學中只有少部分教授從事科研工作。

 

最近十幾年來,以卓越計劃為標志的德國一流大學建設運動使得應用科學大學在研究資源競爭上處于不利地位。卓越計劃的資金主要流向大學及其學科群。應用科學大學無法從中分一杯羹。有學者認為這種競爭態勢極有可能把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之間的類型差異變成了水平差異,讓應用科學大學變成“二流學?!?。此外,現有的包括大學排名在內的各種大學評價體系對應用科學大學是不利的。如何有效評價這一類學校仍然存在問題,難以形成與研究型大學評價(如ARWU)同等聲譽的排名體系。

3.獨立博士授予權的爭取

博洛尼亞進程后,應用科學大學有了碩士學位。其中部分高校提供的碩士專業也是研究導向的。這與大學的碩士學位已經沒有區別。在頒發學位等級的競爭上,只有博士授予權這一天花板等待突破。博士論文意味著知識創新,因此博士學位授予意味著一所高校的科學研究水平得到了承認。大學又一次成為模仿的對象。開始時,應用科學大學需要和大學合作培養博士,其中大學占據主導地位。大學教授“眼界高”,應用科學大學的博士生要找到大學教授合作指導經常失敗。獨立博士授予權便成為應用科學大學的長期奮斗目標。它們的努力在政界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受到大學的抵制。

應用科學大學的努力取得了突破。黑森州率先開始,2016年多所應用科學大學以聯合成立“博士生院”(Promotionszentrum)的形式培養博士。如應用信息技術博士生院由該州達姆施塔特、萊茵美茵、法蘭克福、福爾達四所應用科學大學相關學科的30余名教授共同成立。為保證質量,黑森州對于設立博士生院設置了一定的準入條件。如對于生命、自然和工程學科,教授人均的第三方資金三年內要超過30萬歐元,平均每年的論文發表需要超過2個發表績點(1篇同行評審期刊論文為5個績點,其他論文為1個績點,此為“研究能力強”的門檻標準)。每個博士生院至少擁有12位“研究能力強”的教授。博士生院的教授每周的教學負擔不超過14個學時。博士生院授權期5年,第4年需要參加評估。論文指導人和評閱人分離(在大學導師可以是論文評閱委員會成員)。北威州2019年也開始準備引入獨立博士授予權。但大學對于此持有懷疑態度。北威州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稱這樣會對該州的學術地位造成“聲譽損傷”。沒有大學參與的博士培養是對有限資源的錯誤分配,是一種“低質量”的博士。雙軌制培養還可能會導致博士過剩。

大學的反對不僅有如前所述的正當理由,實際上還有面對資源競爭的考量。畢竟,一旦應用科學大學能夠成立博士生院,要為其配備相應的人員和設施,有限的資源必然要流失一部分。有人將這種反對與120年前的歷史聯系起來。1899年,柏林工業高等學校獲得了博士授予權,當時的柏林洪堡大學也反對了很長時間?,F在,柏林工業高等學校已經發展為柏林工業大學,并沒有取代柏林洪堡大學。人們認為大學的反對是一種高傲態度的表現以及對應用科學大學發展的一種本能恐懼。

可以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的應用科學大學能以各種形式獲得博士授予權。由于這是一個新生事物,如同范式轉換,其影響還需要更長時間才能評估。但如何使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的博士更加側重應用,以便與大學培養的博士類型相互區分而不是水平相互區分。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清晰的答案。

三、發展中的隱憂

1.發展實踐中的隱憂

師資招聘的隱憂:應用科學大學最重要的特色是其教授的實踐經驗豐富。高校學??蚣芊ㄒ幎ㄆ淙肼氋Y格要求是“在多年專業實踐中應用或發展科學知識和方法方面取得特殊成就”。這一師資要求從起點開始就是為了應用型教學而設置的。專業性的教學和小班教學需要有高素質的教授隊伍。2018年的高校人力資源統計顯示,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占全職教師(wissenschaftliche personal,不含行政)的比例為53%,而大學的教授相應占比為12%。教授承擔了應用科學大學最主要的教學任務。隨著學生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教授的需求不斷增加。然而,招聘變得更為困難。德國廣播公司(DF)2017年報道稱每兩個教授職位就有一個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教授聘任面臨著與行業企業以及和大學(部分學科)共同競爭候選人的不利態勢。STEM學科是應用科學大學最主要的專業領域。如果一位STEM學科博士已經在行業企業工作5年且有較好表現,除非是非常熱愛教育事業,否則很難被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職位所吸引。薪水的競爭力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絕大多數的教授工資級別為W2,平均比W3教授基本工資低20%左右。有期限的協議時間和未來職業發展空間也會影響潛在師資的選擇。對于一些快速適應勞動力市場變化的新專業(如衛生保健專業)教師聘任更是受到負面影響。因為這些新專業才剛剛“被學術化”,換言之,大學還沒有培養足夠多的博士,再附加專業實踐經驗的高要求,大大影響了師資的供給。德國科學理事會(WR)2016年發布了有關應用科學大學師資聘用以及發展的若干建議,包括設立“重點教授”、“共享教授”崗位、加強招聘信息發布等措施來解決問題。師資聘任問題已經引起政府的關注。聯邦教育部長承諾兩級政府將投入4.3億歐元以幫助應用科學大學招聘師資。

培養規格的隱憂:在校生統計資料顯示,應用科學大學的專業領域集中度較高。經濟學、機械制造、信息技術、社會工作、衛生健康、經濟工程、普通工程、土木工程、心理學等專業學生占據了應用科學大學在校生的絕大多數。按照德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傳統和慣性,迄今為止,FH并不培養醫生、律師、中小學教師以及高級公共管理人員等一些社會地位較高且具有長期穩定需求的職業。無論是醫生、律師、教師還是高管,其職業生活大多是在應用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從應用與職業導向的培養特色看,這些職業屬于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的目標規格。但目前這種培養規格限制了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一些應用科學大學開始尋求與大學合作培養相關人才。如明斯特應用科學大學和明斯特大學合作開設了教育碩士專業,培養職業學校教師。但受制于勞動力市場的傳統以及大學及專業學院的已有培養優勢,盡管應用科學大學的代表不斷呼吁將大學的這些培養任務轉移到前者,但實際突破有限。

服務社會的隱憂:一所高校要充分發揮其服務社會的職能,必須在教學、科研、咨詢、合作等多個方面全面融入地方社會。迄今為止,應用科學大學最主要的服務社會功能體現在教學與人才培養上,即憑借與勞動力市場高度相關的學位課程為區域提供應用型人才上。在科研、咨詢、培訓等方面服務社會的潛力還沒有被充分挖掘出來?!秴呜惪诵浴分兄赋?,應用科學大學具有地域性,它們與社會、教育和衛生部門、中小企業的良好聯系使其具備了創新的驅動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應用科學大學在研究、轉化和創新領域必須沒有障礙。這些障礙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方面:研究資金的保證、研究時間的保證、研究輔助人員的保證、合理的科研成果轉換機制、教師從事應用型研究的激勵機制、州與聯邦的相關教育法規保障等。應用科學大學還需要更多謀劃如何進一步加強學校與區域中小企業的合作,讓雙方均獲益,并能反哺對學生的教育培訓。

多元發展的隱憂:與德國的大學始終保持著穩定性不同,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呈現出兩種多元化的特點。一是辦學主體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應用科學大學由私立機構舉辦。2018/19學年的100.2萬應用科學大學在校生中,有21.7萬就讀于私立機構(不含行政管理高專及教會舉辦機構)。私立機構數量多,辦學規模小,絕大多數集中辦幾個有限的專業,學校名稱往往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逐利色彩明顯,生源不足、不能維持運轉時“關門跑路”的可能性較高。在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近年來關閉的高校幾乎全無例外均為私立應用科學大學。這些高校的質量保障與風險防范已經成為一個重要問題。二是專業領域的多元化。越來越多的應用科學大學主要集中于少數幾個專業領域。這雖然可以形成院校特色,但過于專業化的教育可能存在校內跨專業交流不足、學生就業適應性不足等問題。德國的產業呈現出少數龍頭大企業以及無數為之配套的中小企業并存的結構,并以出口為導向。這些中小企業是高度專業化的“隱性冠軍”。高度專業化的教育與培訓的確與這種產業結構能夠匹配。但在面對全球范圍內快速變化的市場競爭時,高度細分與專業化可能會造成不利競爭態勢,進而影響對過于專業化和職業導向的畢業生的需求。

2.發展理論上的隱憂

應用科學大學出現及發展的最重要的教育學理由在于其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優勢。因此,其所有的教育教學制度設計都圍繞著應用展開。專業教育、職業導向、教學為主、高度結構化的課程與實踐、較低的學習自由度等特征均符合理論上對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應然期待。然而,這種理論上的應然受到了挑戰。

第一,知識應用與知識生產之間是否存在截然不同的分野?德國高校二元結構中,大學從事知識的生產(教師從事基礎研究培養理論型人才),而應用科學大學從事知識的應用(教師從事應用研究培養實踐型人才)。知識生產與知識應用在這種二元結構中是分開的。但知識生產與知識應用能否完全分開呢?科學理事會在《有關應用科學大學在高等教育系統中角色的建議》中指出,應用科學大學的“應用導向研究”與大學的“基礎研究”的區分是無法明確保持的。此外,在不同的學科文化中,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非常不同。事實上,許多大學(尤其是工業大學)主要開展應用研究,應用科學大學偶爾也開展基礎研究。事實上,在培養研究生時,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之間已經沒有兩者宣稱的那種截然不同了。如果大學定位于基礎研究、理論導向,應用科學大學定位于應用研究、實踐導向。那么,從事應用與實踐的人應該更多。但為什么大學的在校生仍然多于應用科學大學?是否意味著未來兩者在學生總數上會實現一個逆轉呢?科學理事會在《有關高校差異化的建議》中指出,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之間的基本分類學特征仍然是有用的。但是,對特定高校的類型定義應比過去更少,嚴格的類型劃分已不再合適,會阻止個別高校、整個類型以及整個高等教育系統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應用型教學是否需要有教授的研究作為基礎?從理論上來看,如果說大學教授需要利用自身的研究來生產知識并傳授給學生,應用科學大學教授主要利用其過去的行業產業工作經驗和自身的應用型研究來開展教學。行業產業經驗已經是過去時,不斷地從事應用型的研究應該能給教學帶來更多“活水”,給學生更高的學習質量。在實踐中,雖然從事研究的確有助于提升教學質量。但由于教學工作負擔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實際從事研究的應用科學大學教授比例是很低的。教授們從事應用型研究的動機也不完全是提升應用型教學的內涵和質量。再者,基礎研究與應用型研究的差別實際上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樣巨大。因此,應用型研究支撐應用型教學的理論與實踐是脫節的。人們一提到讓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開展研究,首先要做的一定是把他們的教學課時數降下來。教授科研與教學之間廣泛存在的矛盾在應用科學大學也有其獨特的表現。

第三,應用型人才是否需要一定的通識教育?從理論上來說,在職業工作場景千變萬化的時代,不具備通識的人很難創造性地解決那些“非常規”的實際問題。但應用科學大學十分強調專業教育而非通識教育,學生學習的自由度遠低于大學學生,這可能對于學生未來的發展不利。有學者認為,FH傳統的實踐導向的專業教育在培養更靈活的畢業生方面存在劣勢??茖W理事會也建議不要過度專業化本科專業。但至少在過去的培養實踐中,應用科學大學通識教育不足的問題并沒有被勞動力市場視為一種明顯的劣勢。顯然,應用型人才培養中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應如何平衡?應用型人才應需要什么樣的、多大程度的通識教育?這些問題在理論上仍然沒有清晰的答案。

總體而言,有關應用科學大學的理論發展是非常不足的。德累斯頓工業大學的帕爾(Pahl)教授于2019年出版了相關著作,首次系統闡述了應用科學大學理論建構的問題。他指出,理論建構的第一步應考慮如下主題:應用科學大學的歷史淵源和發展,以作為理論的起點;外部和內部組織;直接和間接利益相關者;研究與學習組織以及物質上的框架結構;應用型研究;教學法與方法論;高等職業教育機構的視角??梢?,有關應用科學大學的理論建構尚處于起始階段。

四、對我國發展應用型高校的啟示

中德兩國雖然具有不同的教育國情與時空,但二者均強調應用型高校這一獨特類型的重要性。通過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起源、發展和隱憂的分析,筆者認為對我國應用型高校發展有如下啟示:

首先,應用型高校的發展需要夯實堅實的基礎。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是從應用型的工程師學校升格而來,本身具有良好的應用傳統和基礎。帕爾教授曾詳細介紹了應用科學大學前身的工程師學校以及專業學校的歷史。我國當前向應用型高校轉型發展的高校中有相當部分是地方新建本科綜合性院校。這些學校需要進一步夯實自身應用型人才培養以及應用型研究的基礎,在應用型師資和應用型教學方面加強內涵建設,加強與地方產業經濟社會的融合度。同時,這些學校也需要找準并建設好自身的優勢特色專業群,不能追求大而全,破除主要依靠規模辦學的路徑依賴。只有如此,才能實現應用型的精準定位。某種程度上,我國應用型高校的內涵建設更加具有緊迫性。

其次,要進一步反思應用型本科與高等職業教育之間的關系。德國沒有??茖哟蔚慕逃?。應用科學大學以及極少數的雙元制職業學院(Berufsakademie)承擔了我國應用型本科和高職院校二者的人才培養任務。至少從目前看,這種二元結構是成功的。而我國正在逐漸形成一種三元機構:研究型大學、應用型大學、高職高專院校。其中,后兩者其實都屬于應用型,主要差別應該體現在學位層次上。當然,學界也有不少其他的觀點,限于篇幅在此不贅述。在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研究者主要是職業教育的研究者。這不禁讓我們重新反思我國應用型本科與高職院校之間的關系。如果說只是有學位層次差異,那么兩者之間應該實現通暢的升學銜接機制。如果說還有學位層次之外的差異,那么就更應該從教育學的理論上講清楚其中的區別,并能在教育教學實踐層次體現這種區別。

第三,要更加突出應用型高校的類型特色。前文分析中指出,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始終堅持自身與大學不一樣的類型特色。此為其發展之本。當前我國應用型高校在類型特色上還欠火候。很多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格后都成了綜合性學院或大學,類型特色似乎消失了。學術漂移現象不是個案。其辦學理念、培養目標、師資配置、課程設置、教學組織、實踐環節、研究生教育等多個方面并沒有完全彰顯出應用類型特色。國家政策層面已經有諸如師資招聘不招收應屆生等符合應用型類型特色的指導性意見。但在學校辦學層面,對于究竟何為應用、如何才能更好地開展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如何評價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效果等方面的問題還沒有清晰的答案。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辦學實踐可以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四,要加強對于應用型高等教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前文分析發現,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未來發展需要相關理論研究的貢獻。我國的應用型高等教育更需要學界開展廣泛深入的研究。就理論研究而言,教育學上需要澄清應用型人才應然的素養與能力規格、應用型人才學習的心理學特征、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關鍵要素及組織結構、應用型科學研究的功能與特征等,也包括分析應用型人才與理論學術型人才的差異與邊界等問題;除此之外,還需要從經濟學、社會學等其他社會科學視角探討應用型人才培養以及應用型高校發展問題。就實證研究而言,最需要弄清楚當前勞動力市場對于應用型人才的需求狀況、對應用型人才進行分類、分析阻礙應用型人才培養的體制機制因素等。此外,還需要加強對不同國家、地方以及高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比較分析。

(資料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作者:彭湃;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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